2026年5月22日，《图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八年级学生要为所有人设计妓院”的报道。
在性教育课上，这些13至15岁的学生被要求就以下问题等进行探讨：
“这家新开的妓院必须为所有人提供哪些服务？”
还有，“在这些场所中，应当如何满足和回应哪些性偏好？”
许多家长对此感到震惊。
但从这一事件中是否吸取了必要的教训呢？
还是说这其实是一个早有预谋、早已在幼儿园中开始实施的计划？
这背后究竟是谁？
这是否属于“性与性别多样性作为幼儿包容性教育主题”这一符合性别平等原则的早期性化课程的一部分？
这种“性教育”究竟是如何进入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的？
新设立的“温馨小窝”、探索区和“自慰室”究竟有什么用途？
这些措施源于已于2008年去世的性教育专家赫尔穆特·肯特勒。
他凭借其缺乏科学依据的论点，对德国人关于儿童早期性教育的看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他说：“孩子从出生起就是具有自身性需求和性幻想的性存在。”
这一致命的论断被恋童癖者肯特勒的追随者乌韦·西勒特、 斯特凡·蒂默曼斯、 伊丽莎白·图伊德以及所谓“性专家”学术大军中的其他人，擅自将其作为事实加以宣扬，甚至将其奉为前提，并自此像念咒语般反复重申。
该内容也贯穿于幼儿园的性教育方案以及各学校的教育计划之中。
这些教育计划源于“早期性化”理论的提出者赫尔穆特·肯特勒及其错误结论。
肯特勒作为一名关键人物，卷入了一个遍及全德国的恋童癖犯罪网络。
该网络助长了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性暴力行为。
它使虐待行为制度化，并庇护了施暴者。
肯特勒在柏林青少年事务局的国家监督下，主要负责为部分有前科的犯罪者提供儿童，并公然鼓吹和实施对这些儿童的性虐待。
目前已有三份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还调查了柏林州青年事务局在纵容、支持和助长性暴力方面所涉的关联。
柏林青年事务参议员卡塔琳娜·冈特-温施（基民盟）在介绍希尔德斯海姆大学的最终报告时表示，这些曾是“难以言表的实验”。
她称这是儿童和青少年福利史上最令人揪心的一章。
尽管如此，所有具有制度基础、因此通常由国家共同资助的性教育机构，其理论基础仍然源自肯特勒和西勒特的理论：
联邦健康教育中心、Pro Familia、性教育研究所、性教育协会、梅泽堡应用科技大学、性研究、性医学与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等。
早在1997年，这些机构就在一次联合会议上明确肯定了这些论点，并按照其精神继续推进相关工作。
作为卫生部下属机构，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她与在国际层面几乎覆盖全球的世卫组织（WHO）携手，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即德国——推行“全面”的性教育。
如果对世卫组织（WHO）和德国联邦预防青少年性行为（BZgA） 这两个组织进行彻底调查，就会发现其领导层中存在不少来自有影响力的恋童癖犯罪团伙的成员。
“婴儿的‘快感’”这一表述同样源自联邦性教育中心（BZgA），并在部分联邦州的项目中有所体现。
联邦中心在此问题上采用的论据与肯特勒几乎完全一致。
结论：《基本法》和《刑法典》都规定了对儿童的特别保护，特别是针对性虐待的保护。
然而，在所谓“保护儿童”的幌子下，恰恰是这种防止虐待的保护措施正被蓄意削弱。
以“拥抱小屋”、探索室和“自慰室”等形式出现的、针对儿童性行为的争议性自由空间，便是其中一些变态现象。
在此过程中，恋童癖犯罪者借口所谓的科学发现，为自己辩护。
Kla.TV的纪录片《性早熟的始作俑者》揭露了那些操纵性早熟现象的恋童癖犯罪幕后黑手。
然而，如果政界、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都如此热衷于助长这些恋童犯罪的倾向，难道这不正是整个恋童犯罪利益集团的体现吗？ 在这个集团中，各个机构相互包庇、相互庇护？